准确地评价我国的政党制度是重要的政治问题
——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衡量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标准的体会
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项制度还很年轻,制度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十分有限,尤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面对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幻和各种思想的潮涌,相当多的人对这项制度还是在“雾里看花”,而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乘机兜售其所谓的“民主”价值观,甚至妄图干涉我国内政。在此背景下,对我国的政党制度,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清醒的认识。究竟如何评价我国的政党制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系重大,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需认真对待。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邓小平会见喀麦隆总统,谈到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的问题时,他认为“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13页)。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时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2页)。在世纪之交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了深刻的论述,并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提出了衡量衡量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标准: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日报》2000年12月5日第一版)。这四条标准分别从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局和社会稳定性及人民的根本利益几方面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规范,由于它建立于客观、公正、全面、正确的分析比较基础之上,因而有很强的科学性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只有从中国国情这一实际出发,才能正确认识我国政党制度产生、成长的内在机理。
要对我国现行政党制度作出科学正确的评价,就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中国政党制度产生、成长的内在机理。邓小平同志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05)。江泽民同志说得更具体: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党制度先后经历了中国资产阶级多党议会制、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的历史性转换。在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体现的中国革命逻辑中,共产党历史地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成为社会主义中国政权架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制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这一必然性是不以任何个人、阶级、民族、政党、集团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其合理性。我国是一个人口多、民族多、宗教多、群体多的大国,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我国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还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目前,仍然处于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不仅经济基础薄弱,而且在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等方面还需要大力发展和提高。目前,国内处于转型期,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带来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利益矛盾对稳定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国际方面,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综合国力竞争加剧、民族主义浪潮高涨。这种复杂情况要求我国在处理国际关系、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中要极其审慎、极其壑智,抛弃冷战思维,促进和平与发展,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设计我国政策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面对国际国内的现实状况,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爱国统一战线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去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就无法向前推进。
二.各国政党制度都有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政党制度有其成长、发展的规律,是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人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寻和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在实践中,政党制度的运作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政党制度本身也会暴露出一些问题,联系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和曲折,人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是,由于人们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各异,有些苛求和指责亦不尽公允。因此,对政党制度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政党制度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英国的两党制的萌芽阶段长达160多年,经过长期探索,才确立起包括竞选制和内阁制在内的政党“游戏规则”。英国两党制有300多年的历史,美国两党制有200多年的历史,而第一个民族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69年,距近只有132年。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最长的有80年,而中国共产党执政仅仅刚满53年,由于执政时间短和其它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方面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社会主义国家的确存在党政不分、高度集权等现象,对此不能否认、遮掩,应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分析。要认识到,克服这些弊端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蹴而就,不考虑国家的总体承受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更不能横加指责,对社会主义制度全盘否定。我们需要的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推进改革,既不能消极等待,又不能走极端。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初步确立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政治格局,使之成为我国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这一政治格局上升到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带来了新时期多党合作下的大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从理论与实践、体制与法制的结合上进一步发展、丰富和完善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政党制度上遇到的严重问题相比较,应该说我国较成功地解决了政党制度问题。现行的政党制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充分地发挥出来。
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们长期否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政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江泽民同志强调,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关系到巩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关系到全国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政治原则,绝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我们要充分认识我国多党合作制的优越性,把他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我们要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健全配套措施,使多党合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制度的运行机制更加完善和合理。
三.“四条标准”是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本质规定性的认识。
长期以来,我国政党制度的评价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江泽民同志指出的衡量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标准,站在新的理论高度回答了这一问题,对推动我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江泽民同志提出主要从生产力、民主政治、政局与社会的稳定性、人民利益四方面来衡量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者四条标准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本质规定性,对我们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是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是我国生产力状况和发展要求所决定的。
这里有一个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服务功能问题,即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效果如何,其制度保障是否得力。从建国五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实践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一条民主协商、科学决策的有效渠道,能够把多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减少阻力、形成合力。总之,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要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所决定的。
二是我国多党合作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方式。
列宁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可见民主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我国历史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制度内容和实行效果看,有利于扩大人民的民主参与范围,体现上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有利于社会各界人士建言献策,实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有利于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民主监督职能,帮助执政党共产党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
三是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有利于政局和社会的稳定。
一党制因一党长期执政并缺少监督制约,易导致社会生活缺乏活力,社会问题越积越多;形式上较为民主的多党制因多党制衡、政见歧异,易导致政局危机。我国政党制度的规定性“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有力地保证了政局、社会的稳定。
四是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本质特点。
江泽民将人民的利益同政治制度、政党制度联系在一起,既表明我国政治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内在本质,又指出了人民利益制度保障和基本实现途径。在多党合作制中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面向新世纪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丰富了多党合作制的理论内涵,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如果不能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的政党制度就失去了应有的优越性,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将难以上升到基本的政治制度的层面上。
总之,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衡量我国政党制度的四条标准有着丰富的深刻的思想内涵,是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政治制度认识的又一次飞跃,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建设指出了前进的方向。(阎喜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