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点认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即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合作和政治协商，是由我国的历史发展趋势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我国的多党合作制不是由哪一个人钦定的，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厢情愿的，而是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现实条件的必然，是社会稳定的必然。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近代历史发展和政治演变的必然结果。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先后实行过三种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继中国资产阶级多党议会制预演失败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政破灭之后出现的第三种政党制度。这是中国历史发展和政党演变的必然结果。

     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允许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多党议会制。

     一六四零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开始由封建主义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而当时的中国正在延续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更替，没有搭上国际时代的班车，远离了世界文明发展的轨道。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畸形社会。为了探索复兴民族、振兴中华、救国救民之路，不少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试图效仿西方政治，尝试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却均以失败而告终。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外资本拥入我国寻求投资场所，民族工业应运而生，民族资产阶级活跃于我国政治舞台，中国工人阶级发展了起来。随着阶级状况发生变化，政党开始产生，中国进入政党政治时代。“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抉择》第130页）。椐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政党总数达三百一十二个。这些政党积极鼓吹、试验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幻想通过多党议会斗争取得多数席位，组织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于是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场中国近代史上多党竞争闹剧。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积极学习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制度，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得到二十多个进步华侨的支持，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一九零五年，孙中山为了集中革命力量，联合华兴会、光复会和兴中会等革命团体的力量，于八月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一九一二年在孙中山思想引导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在国会选举中占优势，成为第一大党。正当国民党领袖们庆幸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唾手可得时，迅即遭到袁世凯的镇压。最终，这场多党议会政治的预演，以当时国民议会领袖宋教仁被杀、袁世凯独裁而结束。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议会制，发展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孙中山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的不同，不能完全效仿欧美”（《孙中山选集》第763页）。孙中山的这番话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当时的中国，试图实行多党议会制，发展资本主义，这不仅有封建势力反对，更有帝国主义的阻挠。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和资源供给基地，而不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选集·论人民民主专政》（合订本）第1360页]。

     ２．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蒋介石国民党坚持其独裁统治、与人民为敌的立场注定是要失败的。

     蒋介石国民党虽然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先后建立过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出于其反动的阶级本性，蒋介石始终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与人民为敌的立场。一九二七年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同帝国主义和中国大资产阶级勾结，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国民党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独揽大权，实行一党专政，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从此，“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毛泽东选集·论联合政府》（合订本）第937页]。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国民党集团先后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残酷剿杀；“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抗战时期，顽固坚持“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压制民主，取缔所有进步团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又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了反革命内战，镇压革命力量，压迫民主党派，屠杀爱国民主人士，掀起了一场白色恐怖……    结果，天怒人怨，群起而攻，不仅受到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受到了以各民主党派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的联合反抗。蒋介石集团终于在人民解放战争中遭到失败，夹着尾巴逃到台湾，结束了在大陆的“一党专政”的反动统治。

    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约集华侨志士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国内相继建立起来。二十世纪初，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先后成立，中国逐渐步入政党时代。一九二一年，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并在斗争中逐渐成长壮大，影响、参与并领导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发展，最终使中国政党政治摆脱了资本主义多党议会制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长期困扰，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种新型政党制度由历史必然性发展到现实可能性。国际环境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无论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坚定的、彻底的革命精神，肩负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并适时“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去的”“全部革命任务”（毛泽东语）。鉴此本质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与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政”对立与斗争中。由于敌人过分强大，中国共产党为达到推翻“三座大山”的目的，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结成最为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与此同时，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所联系的爱国知识分子为社会基础的各民主党派，在国共两党对峙、斗争的夹缝中先后问世并发展起来。由于其所处的阶级和阶层的特定位置，各民主党派有着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愿望，有着强烈要求政治民主的主张，有着强烈的爱国革命行动。但他们同时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举步维坚，甚至连生存也受到威胁。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拆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路”[《毛泽东选集·新民主主义论》（合定本）第641页]，靠拢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又决无可能时，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共同目标相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政治领导，并与之结成同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现实条件决定中国必须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集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自此，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应中共的邀请，陆续从国统区和香港等地北上解放区。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结束。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经过五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走过了一条有艰难曲折，有低谷的坚持，有巩固、完善和发展之路，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我国的一种基本政治制度，并写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这其中原因在哪里？现实是最好的回答。

     各民主党派一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效力于人民。

     在民主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与之共同奋斗，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时，各民主党派公开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带领各自的成员，转变为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各民主党派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始终没有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信念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党的十一届三中以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各民主党派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员的领导，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并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与中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组织和发动各自所联系的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和广大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为建设有社会主义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服务，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服务，并取得了有口皆碑的成就。诚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作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毛泽东著作选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下册第790页）。所以“凡一切确实效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毛泽东著作选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下册第七百八十九页）。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艰巨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艰巨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实行中国必须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是民主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尚有大量的任务需要完成。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结束，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但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下，发展极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２６７页）。为此，中国共产党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头等重任，作为首要要务。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语，引自《全国统战理论论文选》第３５７页，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三月）。此外,还必须依靠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把一切爱国的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成员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亿万人民群众的参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一句空话；而没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人士的参与，人民的参与也难以实现。实践证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的广度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广度和质量。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有别于任何群众团体的特殊的政治组织，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联系，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有很高的科技文化水准，是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是别的群体无法替代的。所以，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处就明确告诉全党，“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页）。

     3．我国人民政权的性质决定中国必须实行中国必须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我国的人民政权一直具有联盟性质，这一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政治制度只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在解放区实行过“三三制”，是统一战线政权形式。一九四九年，建国后，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也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形式。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集中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领导人物，体现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的性质”（《人民日报》一就九九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六百六十五页）。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民主专政仍然具有联盟特点，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存在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之间的政治联盟，也即工人阶级与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爱国者在政治上的团结合作。基础的广泛性是我国人民政权巩固的重要原因。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反复强调，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国家政权，不仅有利于巩固政权，而且有利于改善政权。选拔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到政府任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是多党合作的需要，有利于改善干部队伍结构，提高行政和管理的知识含量，有利于政府工作的民主化；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有利于进一步拓宽信息渠道，扩大吸纳民意范围，接受更多的民主监督。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稳定大局的需要。

     要实现稳定团结，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几十年来，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及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环境与斗争告诉人们，一个国家的大局是不是稳定，与它实行的政党制度有很大关系。我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是维护中国政局稳定的重要格局。

     当今世界很不安宁，我们国家不安定的因素很多，西方敌对势力破坏捣乱，不断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民族问题”来攻击我们，竭力兜售西方的“两院制”、“多党制”，妄图搞乱、搞挎我们。一九九九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对我进行战略侦察和战略破坏，以达到亡我之目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利益结构的调整，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长期积累的矛盾会突现出来，加之历史文化积淀的多种作用，使得人民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容易引起激烈的利益冲突，引发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还有像李洪志等不法分子，利用群众良好的愿望和向上的心理，用伪科学宣传迷信、蛊惑人心、造谣撞骗、非法聚众、制造混乱。如果视而不察，掉以轻心，处理不党，势必影响和阻止两个文明的进程，国不安宁，民难乐业。稳定是最高利益，稳定压倒一切。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中国人民群众最大利益的忠实代表，一切工作都是为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各民主党派、团体、各民族人民结成了根本利益一致的共同体，共产党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总代表，处在中心的领导位置，站在了全局的高度，审时度势，协调各方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抵御和粉碎西方的西化和分化图谋活动，确保大局的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维护稳定的根本保证，对此，各民主党派是坚信不移，并以实际行动参与其中。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影响和作用，是使社会主义政治产生强大凝聚力和号召力，保证社会在稳定中良性运转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也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是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关系，在共同政治基础上，民主党派及其所联系的广大劳动者和爱国者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种多党合作的多党结构，既能迅速传达贯彻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又能及时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便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做工作，便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这与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实行多党竟争的每一个党都有强烈的利益倾向，实际上谁也不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二百六十七页）。

     有比较就有鉴别。近些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的诱压下，受民主化浪潮的冲击，被迫仓促实行“多党制”，结果造成社会动荡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甚至发生了种族冲突和内战。世界是多元的，一个国家实行何种政党制度完全是自己的事。

     通过学习，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唯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民主党派老一辈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形成的政治信念、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增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巩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基础，推动和实现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阎喜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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