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做导演是我唯一专心做的事情
采访记者：白文丽 受访人：贾樟柯
农历丙申年二月初二，一场春雨静悄悄地湿润了汾阳大地。汾阳小子贾樟柯一改他低调内敛的方式，在四、五十家媒体记者的见证下，在汾阳贾家庄村举行了隆重的“贾樟柯艺术中心”启动仪式。随后，他和妻子赵涛为贾家庄的三晋民俗体验地贾（gu）街揭牌，在这条街上以贾樟柯的电影“山河故人”命名的晋菜餐厅，也将在今年夏天开门营业。
此前不久，贾樟柯在戛纳电影节上，宣布成立暖流电影公司，此举意味着在文艺电影圈苦心经营了18年的贾樟柯全面向商业电影圈进发。
傍晚，在汾阳一家酒店，贾导穿一件棉质坎肩，着一双舒适的休闲鞋，在一间会客室接受了本刊记者对他的专访。
成立暖流电影公司，希望为国产电影打开国际市场
记者：贾导，您好！感谢您给予这次采访机会。在《山河故人》斩获无数奖项，取得不俗票房后，我注意到您在《山河故人》戛纳电影节首映后的酒会上，宣布成立了暖流电影公司，为什么选在那样一个日子宣布新公司的成立？这是否透露了您打造更强大的电影王国的雄心呢？
贾导：对，暖流是在戛纳公布的。选择戛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已经筹备的水到渠成了，到了该要发布的时候了。发布点定在戛纳，是因为它的影响力。这几年不管有没有中国电影去参加竞赛，国内的多数娱乐文化媒体都会去戛纳报道。02年，我第一次去戛纳电影节的时候基本没有中国记者，到现在，伴随着国内经济的强大，很多的媒体有去的机会，戛纳是国内媒体比较集中的地方。同时，它每年会聚集三千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在戛纳公布新公司的成立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国际发行届、制片届，让他们了解这个新的动态。另一个是，成立暖流的目的是能够带出国内优质的商业电影，这个优质有什么硬性的指标，表现在哪呢？除了中国商业电影自身有一个提升的空间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获得国际市场。中国商业电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无法获得国际市场，在本土，在咱们国家卖的特别好的电影，去国外基本打不开市场，暖流公司希望能够改变这种情况。
做导演是我唯一专心做的事情
记者：您的影片表现更多的是小人物的逆来顺受和情感挣扎，而您自己却“名牌”集于一身：世界瞩目的导演、优秀作家、优秀制片人、现在正一步步打造艺术中心、种子影院、教育基地，甚至有主题餐厅，能讲讲您是如何筹划自己的人生吗？
贾导：做导演是我唯一专心做的事情。但是电影有一个特点是它离不开产业，就是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也必须要去了解电影的产业、发展。电影和一般的艺术不一样，它不像写作比较个人化、低成本，也不像作曲、画画这些好实现，电影它必须依靠资本，依靠一个强大的工业团队、工业基础。你看，现在就算一个中型成本的电影，它的投资都在3000—5000万，电影的体量越来越大。所以做导演呢，虽然我拍的都是我感兴趣的，比如说变革年代中小城市普通人情感上的遭遇、生活上的波澜，但是即使是这种类型的也一定要关注产业。
我差不多每隔五、六年都会调整一下我自身的产业轨迹，比如说2006年，成立了第一家公司叫西河星汇，那时候就是一个导演成为一个拥有公司的人，当时成立这个公司是因为我当时的团队无法支撑我对于拍片的需求，因为我每部电影都会有海外销售，事情越来越多，包括私人的财务系统没有办法对接海外的大公司等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了第一家公司西河星汇，一直运营到现在。
实际上我们在做艺术电影这方面，产业链、销售渠道、团队合作，已经累积了很多经验，也磨合的非常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市场更大了，包括自己也对商业电影的投资感兴趣以后，就有了一个新的需要，所以成立暖流。成立暖流我更多的是从制片人的角度去考虑，对我来说主要是一个投资的项目，不是一个创作的项目，而且自身产业也借由暖流来做一个升级。过去西河星汇是一个传统企业，那暖流呢，我们是完全按现代融资的方法、金融的方法，当然我们的目标很清晰，就是希望能上市，所以这个组合呢就是包括电影背景、财经背景，像吴晓波他是财经作家，曹国熊有融投资背景，他还是经纬国际的负责人，另外王宏曾是《东方早报》的副主编，也是著名的影评人，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把财经、资本、艺术、创作、媒体等资源整合到一起，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给公司做一些推动，这个融资计划，未来上市的步骤，都是由吴晓波和曹国熊他们两个在策划，我自己也是在学这个东西。
另外，在今年决定做这个艺术中心，实际上过去我也没有这个欲望、诉求，也不太清楚这个行业是怎样的，但是过去我很强烈的希望建一、两家电影院，专门放艺术电影。
让艺术资源流动到小城市和农村
记者：要在北京建影院？当时媒体好像发布过这个消息。
贾导：对，在北京，当时地都敲定了，后来因为有些原因就没有再做下去。那么，实际上也是最近这一两年，突然觉得应该做一个艺术性的综合体，它除了简单的看电影，还应该具备电影本来应该有的社交功能。现在，我们在大商场看电影，网上购票，买好票掐着点去看，看完就走，在电影院的停留时间非常短，而以前，我们会提前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去买票，大家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这是电影本来应该有的社交功能。而现在本来应该有的由电影带来的交流、讨论的功能消失了，变成了一个纯粹观看电影的短暂过程。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可能重新恢复他的功能，不是简单的只看电影，电影之外，也应该有一个中国文化的问题，所以我就想做艺术中心。这个艺术中心包含美术、公共讲堂、图书馆、还有咖啡厅，提供交际的空间。
另外，从前到现在，我始终觉得咱们国家的文化资源一直被大城市所占据。像我在90年代，第一次坐火车去北京看展览，就是看罗丹的雕塑展，因为在太原看不到，这些文化资源就是一直被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所占据。这几年我觉得应该想办法让这种资源流动起来，怎么流动呢？我觉得把艺术中心建在基层就很有意义，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小城市和农村里长大的孩子。一个在北京或上海长大的孩子，不太清楚小城市的孩子们渴望什么、需求什么，我们这些走出去的人，应该把一些资源带回来。
记者：我个人做为您的影迷，做为一个文艺青年，听到这个计划特别激动，很渴望。
贾导：对，艺术中心会分享一些艺术活动。我特别看重这个种子论坛，我觉得应该把国内国外一流的专家请来和大家做面对面的交流，这种交流和网上看视屏、或者翻记录的感觉不一样，而且论坛会有现场提问、互动的可能性，特别对年轻人来说，如果对艺术感兴趣，能接触到这些专家，面对面地和艺术家们交流，他的心会大，会觉得梦想不遥远，是触手可及的。这点会给年轻人带来长久的影响，会激发他的自信心。自信心很重要，有时候觉得一个高不可攀的行业，一群高不可攀的人群，实际并不是那样。
记者：选择贾家庄建艺术中心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贾导：贾家庄这边一直想合作个项目，一方面，贾家庄我很熟悉，有感情，每次拍电影都住在这儿；一方面它交通便利，离太原市区只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再一方面，它有一个基本的群体在里边。贾家庄旁边有个大学，就是山西医科大汾阳学院，明年应该扩招到两万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年轻人的群体。三方面综合考虑下来，就决定今年在这边合作。
记者：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您对汾阳的反哺？
贾导：的确是像深圳、像上海 、北京、成都等都接触了很长时间，大家都觉得这是好事，但像北京等地的艺术中心、美术馆很多， 也有成熟的艺术PARTY、影院，像百老汇，并不是觉得一下让人很兴奋的那种，在老家做就会特别兴奋。
记者：它会有很长远的意义的。
贾导：是啊。一百多年前美国人可以那么远跑到汾阳来办一个中学、办一个医院，现在，我们自己怎么不可以办一个艺术中心呢？美国当时建学校、建医院的条件那么差，都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今天举办了艺术中心发布会，大家都觉得前景挺好，很兴奋，也希望我们能做好，都把祝福送给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记者：这种模式将来会推广吗？
贾导：会。我们未来的计划就是在太原、吕梁、西安、北京等城市做，因为这些地方都是交通便利，高铁交汇，高校集中的地方。
培养电影产业应用型人才
记者：谈到青年，我想到您的电影专才教育，能谈谈这方面的计划吗？
贾导：教育在暖流电影公司，目前我们的选址考虑上海和苏州，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我们差不多有一半的老师来自国外，会需要大量的外语方面的人才。比如说我们请一个西班牙的老师，他讲不了中文，就需要有西班牙语翻译，长三角地区这方面的人才会多一些。
记者：那您将来的课程设计会不会很高端？
贾导：不会，专才教育主要培养产业应用型人才，不是来做研究的。比如说我们先期要开的班，像剪辑班，就是培养剪辑师，还有一个是电影策划、策展。现在我们的电影院经营还比较粗放，是今天发行了什么电影我们放什么，国外已经不是这种方式去管理电影院了，电影院的经营越来越朝着节目制作方面发展。像美国电影院他都会有自己的节目规划，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育是空白的。还有像字幕翻译等，都是应用型人才，我们的专才教育会多请一些国外老师来传授经验的。至于学生，我们会有一个考试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学生。
故乡汾阳，我的原文化
记者：我们再回头谈谈您的故乡汾阳吧。可以说，汾阳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点滴生活都已成为您电影的元素，您对汾阳深厚的爱都记录在电影里。您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县城生活非常有诱惑力，让人有充沛的时间去感受生活的乐趣。” 但是，您在许多电影里也用摄像机记录了小城的落后和沉闷。正如您在文章中所言“如果每天都不离开这片土地，还是相当枯燥，早上起来躺在床上，缝隙之间会有一种厌倦感”。 这么多年过去后，您觉得汾阳变化大吗？
贾导：外观上变化挺大的，因为城市扩张的很厉害。拍《天注定》时，在汾阳南边那片儿，我迷路了，找不到了，参照的那些建筑群都找不到了。中心市区还保留着基本的街道、规划，到了南边完全变了。但另一方面，汾阳的人情味没变，都在，相对大城市来说清净，所以我一直说，我对故乡也不是完全理想化、美化，其实老家也有老家的很多问题，比如说：讲人情重于讲原则，这也是一个问题，但反过来说，人情味就是浓、就是重，让人舒服。我开玩笑说，现在回老家比较多了，也是年纪大了一些，对老家理解了，包容了，年轻时会有许多不习惯。
记者：您对老家的情谊似乎比别人更深？
贾导：大部分有故乡的人，都差不多，心里边有惦记、牵挂。
记者：汾阳有著名的汾酒和竹叶青酒，也有煤炭，您似乎更偏爱煤炭题材的作品？
贾导：过去我们开玩笑，说汾阳的经济是“黑白”两道，“黑”是煤炭，“白”是酒。我的注意力比较多在矿工身上，一方面酒的这个产业相对文明，人的生存压力、处境相对平稳、优越；另一方面，我对煤矿的情况很熟悉，矿工的生活，他们所承载着悲欢离合、生命的脆弱，所处的贫穷更打动我，。
记者：在将汾阳推向国际舞台的同时，您也将山西推向了国际舞台，如：《三峡好人》里的壶口瀑布、汾酒；《天注定》里的乌金山、山西梆子、太原话、晋中地区的婚丧嫁娶风俗等，这些山西元素对传播三晋文化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您能告诉我们，在您的电影里还出现过哪些山西元素，还有哪些山西风光吗？
贾导：我这么说吧，这里边其实是有个误解，电影中出现这些元素，其实从我的本意上，并不是要刻意传播山西的民俗啊，风俗啊，但客观上起到了这个作用。如果从创作角度是为宣传地方文化，它就变成宣传片了。从创作角度讲，它很像文学里的“原风景”，文学有个概念叫“原风景”，它是指一个艺术家，他在建构一个它想象的世界时，哪些是影响他的东西，比如说我在建构我自己的世界的时候，在我的生命中，我不会想到茅台，在我的原始生活经验中，汾酒是最重要的，比如说语言我不会想到用普通话，因为我的思维模式也一直还是方言的思维模式。所有尊重自己生命经验的作家、导演，他在解构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的，也不回避这些东西，原生活是艺术的出发点，但在客观上，都会对故乡起到宣传作用。
记者：在您电影里的生活元素，有些和电影密不可分，而有些却可以替代，比如：汾阳话、太原话似乎都可以用普通话代替，毕竟您的电影是面向全国观众、全世界观众的，您坚持方言表达是出于哪种考虑？
贾导：我们的母语是方言。演员用母语演出时，他的语言能力要比普通话强，因为他（她）是用自己的语言在讲话，这样表达更直接、更准确，他（她）不用去寻找。比如赵涛，是太原人，一直在演汾阳人，但我一直让她用太原话，而不是汾阳话。
在用非本地演员表演本地生活时，个别会有问题，会损失一小部分观众，这些人方言听不懂，又不喜欢看字幕，会有一些影响的。但我没有为此太多考虑票房问题，还是要忠于艺术表达的需要。
关于语言运用，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导演自信心的问题，因为电影人物表达依靠语言，但是电影自身的镜头就是一种语言，它传情达意，描述氛围，与人物语言构成双重语言。
拍电影不想去重复，更愿去尝试
记者：您的故乡三部曲特别打动六、七十年代的人，笔者做为六十年代末生人，看您的电影，立刻会勾起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回忆：游行队伍、广播、昏暗的灯泡、小旅馆斑驳的墙壁、绿军装、肥大的西装、夸张的喇叭裤、流行歌曲、压抑的人群……您的电影及时地记录了历史，深深打动了同时代的人们。
贾导：这是很正常的，因为电影它产生的共鸣一定跟观众的经历、成长有关，比如说其实有的电影或许他自身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它在情感共鸣上能打动人，那他就会有一些特定的观众群体，它跟人们的记忆--特别是青春停留的那个时代有关，比如说经历过80年代的人，你一看《站台》就特别会感觉是自己经过的那种时代，他就是把怀旧啊、个人经验啊都综合在电影里。
记者：今后您会再拍《小武》、《站台》这种类型的影片吗？
贾导：有我个人这种成长记忆的电影，我希望把他放的老一点再拍。事实上，拍完《小武》和《站台》就不太想拍这样类型的电影了，因为不是太想去重复，那两部电影把这一部分的经验已经放射的很足了，暂时不太想碰这些故事和题材。其实比如说80年代，我还有好多故事，等过5年、10年，还会有特别想拍的。现在，还有更迫切的，更现实的题材去创作，很多没做过的还想去尝试，已经做过的就先放一放。
记者：还是想聊聊《山河故人》的神来之笔。《山河故人》中有许多精彩的细节，如片头的DISCO群舞、片中中文学校里关于道乐名字引发的嬉笑、道乐父子俩的激烈争吵、落幕时涛在雪中的舞蹈等，特别打动人心。而笔者认为，涛生了儿子后，张晋生大声喊出的“Dollar”可谓传神之笔。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八、九十年代，西方思潮从沿海城市涌入内地，身处汾阳的煤老板张晋生赶走情敌、娶到心仪的妻子、生了大胖小子，正逢人生得意时，脱口而出的竟是“Dollar”，在很多人看来，暴发户的野心、拜金主义思想表露无遗。您是怎样想到这样一个切入点呢？
贾导：创作时，我在想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这样就想到90年代，那时候王朔的小说很流行，他的小说里有很多的自嘲，很多的自讽，深入到了年轻人的文化里，我觉得我要掌握这种情绪。在为角色起名的时候，我想，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人，一方面，大家穷惯了，穷怕了，特别渴望致富，渴望金钱，另一方面，他们也会知道他们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太在钱里面了，偶而会自己嘲讽一下，比如说当时会有人自称“我就是个财迷”、“我不是个正经人”等，当然这样会缓解他的不好意思，缓解那种压力。我掌握到了当时自嘲的这样一种时代情绪、黑色幽默，就想到了晋生给自己的儿子起名“Dollar”，就像王朔小说里的人物那样，拒绝崇高、勇于自嘲。
记者：是啊，在《山河故人》的第三段里，课堂上同学开道乐的玩笑说，干脆以后就叫“人民币”吧。这个环节与起名时的环节呼应的特别好，情绪特别到位。
贾导：对对对，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变迁的这种感觉。
中学，为我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多面发展的可能性
记者：从资料中看到，您笔下的晋生和您应该是同时代的人。这一代人的青春和中年受到广泛关注，而他们的少年时期，特别是小城镇里这群人的少年时期被忽略。能谈谈同时代的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吗？成长为今天的导演大师，您的童年一定与众不同，您的少年一定会比别人多了一些思考。
贾导：我自己倒不认为有什么与众不同，更多是由于汾阳的环境吧。汾阳过去的中学有悠久的历史，总体上还是比较尊师重教的。像刚刚恢复高考那个年代，我记得汾阳每个家庭几乎都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学。但是像其他不是很重视教育的地区就会很希望孩子赶快就业，因为还是铁饭碗的时代嘛。77年恢复高考，之后到了80年代，虽然在汾阳像音乐啊美术啊是很奇缺的，但是阅读还是有，我记得街上的书摊甚至还有很多哲学的书。那时候我们虽然读不懂，但是会去看佛洛依德啊，萨特啊，最早翻译过来的那种，当时在书摊上都能算是一种热销书，也算是一种流行，包括朦胧诗啊等等。在资源匮乏的地区，阅读是非常重要的，是最容易打开知识、打开思维的一个渠道，在汾阳阅读的氛围是非常好的。
另外一方面，汾阳恢复高考之后就有很多学艺术的学生，他们带回来的那些新的信息也会影响一拨一拨的年轻人，我觉得就是这种氛围影响着我。汾阳当时学美术的最多，拉二胡的、弹琵琶的，考器乐的也很多。而且还有教育方法，我读汾阳中学的时候整个社会已经非常重视高考升学率了，但是汾阳中学的传统是下午两节课之后有一个非常长的自由活动时间，一直到天黑才是自习。我们有很多块操场开放，中间就是打羽毛球、踢足球、打篮球，然后我们还有特别好的图书馆，都是开放的。图书馆里主要就是期刊的收藏，我记得一个事情特别清楚，我们图书馆里当时都有订《延边日报》，这么偏的地方的日报都有订，然后，两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我们就是看书，我觉得汾阳中学在追求升学率的氛围里保持了一种，有点像大学的那种自由氛围。当时我们的美术室，设备也不多，就一些石膏像、模型，但是也都开放，你可以去画。另外，我们在学校时，还自己组织诗社，这些氛围为学生时期的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多面发展的可能性。后来我和一些外地的朋友聊到我的中学，他们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他们会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在疯狂的考大学，你们怎么有这种时间啊。还有，当时我们的校长是山西大学历史系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他读书时候的老师，我猜呀，可能是民国时期的毕业生，民国时期的教育格局很大，很重视学生的素质提升，到我们校长这儿，有一个传承。
阅读培养了我的写作能力
记者：您小时候很爱读书吗？
贾导：小时候，我性格很调皮，但是阅读和写作一直有，这和父亲有关。我父亲以前是中学语文老师，他的古文功底比较好，好比今天幼教吧，他比较小就开始培养我读古诗，培养起兴趣后，我上中学时，像《隋唐传奇》类的书，都自己买回来看。我们家长期订《文史知识》，这也培养了我对于文史的兴趣，直到后来逐渐喜欢上文学。其实当时县城里的孩子没太多想象力，他不会想自己会成为导演，也不会想象其它的艺术门类，就是喜欢写作，写诗，写小说，这的确使我调度语言的能力稍微比别人强一些。
记者：您在备考北影前曾有一段山西省后备作家的培训经历，能谈谈吗？
贾导：那是我中学毕业之后没考上大学，准备学美术时的一段经历。当时有一个小说我想发表，也不知道有什么途径，我就找到当时省作协的副主席，就写《黄河在在这里拐了个弯儿》的作家，我直接问人家说：“你看看我的小说行不行”，也是初生牛犊，我去了把人家吓一跳，哪来的一个小子。过了不久，他托人找到我，特别鼓励我，让我参加正在办的一个读书改稿班，班里的同学其实都是发表了好多小说的作者，运城、忻州、吕梁各地的都有，我自己没发表过作品，只不过自己写了几篇小说，就遇到挺好的一个机遇，很开眼界。这个经历特别有意思，后来我要考电影学院，考上了准备走时，去和田老师告别，他非常遗憾，他说你好好写小说，搞什么电影啊，当时作家对电影是有点不屑的。田老师在写作上对我的鼓励完全是超出我的能力的，就是我有五分的能力，他会给我八分的鼓励，夸张我的优点让我有信心，他当然知道我的缺点，也知道我很幼稚，但是他鼓励我，他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可塑之才吧，我特别感激他。
记者：您从事导演工作后，仍然热爱写作，出版了《站台》、《小武》、《任逍遥》、《贾想》、《中国工人访谈录》、《一个人的电影》、《问道:十二种追逐梦想的人生》等多部作品，凭借《山河故人》剧本您还获得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您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身份可谓名不虚传。能否谈谈您最近的写作？
贾导：现在减少了很多，过去几年还开过几年专栏，现在也停了，不过很快会恢复。
记者：您写的这么好，有人跟您邀剧本吗？
贾导：没有，还真没有人跟我邀剧本，因为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可能都知道我不会给人写剧本，而且的确也是自己写的想自己拍，可能同行都互相理解。
记者：那您会执导其他作家的作品所改编的剧本吗？
贾导：我和翟永明合作过，她是诗人，《二十四城记》中我邀请她做联合编剧。下一个电影《在清朝》会和韩东合作，我特别喜欢他的小说。
记者：您如何在导演、作家、制片人、投资人、老板等多种角色间找到平衡点呢？
贾导：CEO是做不来的。其实制片人本身就是电影的投资人，也不算转型，只是过去规模比较小。产业主要是今年，我和朋友开玩笑说，今年五月前是我的产业阶段，五月之后，艺术中心上了轨道，各个项目都会有专人负责后，我再回到创作中。
小城镇的年轻人一定要敢想敢干
记者：作为一代楷模，您会给小城镇的年轻人怎样的建议呢？
贾导：质朴一点的建议就是要敢想敢干。这个说起来可能是套话，但是做到敢想还真的挺难的，比敢干还难。敢想敢干就是我们对于未来想做的目标、事业、规划要敢想，要有胆量。这个世界想尝试的事情要去尝试，不要怕失败，不要怕别人说不切实际。像我当初去考电影学院，那时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离电影太远了，如果那个时候我不敢想，或者想想就算了，那可能就没有现在的我，可能我也会从事一个我相对喜欢的职业，或是全情投入另外一件事情，小城镇的年轻人一定要敢想敢干。
记者：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您的采访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再次表达真挚的感谢！
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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